“感官安宁万籁俱寂，美丽的宇宙太空以它的神秘绚丽，召唤我们踏过平庸，进入到无垠的广袤。”——南仁东
年的一个冬日，吉林省某户工程师人家里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了。这个孩子是家里的长子，被取名仁东，大概是希望他能怀仁义之心。南仁东的父亲是矿务局的工程师，是那个年代为数不多有知识和技术的人，因此，南仁东在物质匮乏的年代能够拥有广泛的渠道去接受知识，这在书籍都不多的时候，是难以想象的。
南仁东家里一共六个孩子，都在各自的领域有自己的建树。这与他们父亲的教育是分不开的，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南仁东，拥有着非常开阔的见识与多样的的兴趣爱好。
同时，南仁东是一位尖子生，这是毋庸置疑的。他一路就读于当地最好的中学，最终以吉林省状元的身份考入清华大学。但是据南仁东的同伴与好友回忆，南仁东并不是个埋头读书类型的学生，他的知识面宽泛到不可思议，他会和你兴冲冲的讲述类星体的发现与地理地貌，也乐于在清晨爬山去拍日出，他能在苏联国家博物馆与众人谈列宾与苏里科夫，还能自己谱曲拉小提琴，自己设计零件外形。爱好广泛，对未知充满好奇，是南仁东一生的追求。
南仁东一生都喜爱艺术最初选择专业时，南仁东报考的是清华大学建筑系，收到的通知书上却是无线电系，这让他很郁闷。国家需要无线电方面的人才，而南仁东的分数比建筑系高出五十多分，校方于是将他调剂到了无线电系。他的父亲也表达了希望他成为工程师的意愿，多方压力齐下。南仁东就是在这么一种不太情愿的情况下成为了清华大学无线电系级的学生。
在他大三那年，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开始了。在伟大领袖的号召下，全国大学生开始了“大串联”，南仁东在这个契机下踏上了通往祖国各地的列车。他去了祖国辽阔的草原，去了风吹草地见牛羊的阴山脚下，他走过了祖国的山川大河。每次看到这个，我都会想起《尚书》里说：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只有去走走，多看看，才有机会遇到另一个自己。那个你无法想象的人。陪伴了南仁东一生的小胡子，也是那个时候留起来的，大概是受鲁迅的影响。
十八岁的南仁东回到学校，也到了毕业的时候，年，南仁东以无线电系第一名的成绩毕业，被分配到吉林通化无线电厂工作，那时的东北作为“共和国长子”，流淌着新中国的工业血脉。他在这里工作了近十年，掌握了工厂里几乎所有工种需要的技术，包装车间，生产车间，锅炉房，财务科，所有地方他都去过，这些为他日后成为总工程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个项目从提出到结束的每个流程他都了解，这样的人，为什么人们不信服？他能自己设计电路，模板，做收音机电视机，这样的人为什么不受人尊敬？
年，国家恢复高考。南仁东去报考了研究生，与此同时他向工厂里提出的研发集成电路项目也有了眉目，去还是不去？南仁东经过近十年的技术熏陶，对校园生活早已没有那么向往，他更希望能做出集成电路。录取结果出来，他考上了中国科学院的天体物理研究生。既然考上了，去吧。在那里的日子对南仁东而言并不愉快，他希望能干实事，正如他的座右铭“人是要做点事情的”，整日讲理论，简直是折磨他。于是两个月后，他退学了。
这令众人大为震惊，纷纷劝他回校，在多方劝导下，南仁东同意返校。在南仁东在中科院学习的日子里，世界上发生了许多大事。乔瑟琳.贝尔发现脉冲星标志着宇宙从此有了灯塔与航标，诺贝尔奖却因为性别歧视只将奖项颁发给她的导师休伊什，该事被称为诺贝尔的丑闻，并被国际天文学界抵制。同时星际分子，类星体，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发现也在国际上掀起了巨大浪潮。但这时候的南仁东在天文学界还只算初入门，无法接触这些国际科研前沿，历史的奇妙之处正在于此，脉冲星的发现与他日后对天眼的坚持息息相关。
多年后的相遇年，南仁东硕士毕业。被派到中科院天文台工作，次年他继续攻读博士，如果按照传统路线，他可以在天文台工作，也可以在高校留教，但不管是选择哪条路，都不会有今日的南仁东。这就是他的不凡之处，年，苏联还没有解体，他去了那个镰刀锤头交叉旗帜照耀下的国度。
坐火车去，从北京出发，沈阳，长春，哈尔滨，满洲里，穿过西伯利亚，翻过乌拉尔山脉，越过第聂伯河，是红色的国度。四十岁的南仁东坐在列车上，不知道他会不会想起二十一岁那年的自己。
秋冬之交，他访问了苏联的两个天文台。一个在莫斯科，一个在乌克兰。他非常渴望去后一个，这与那个时代特殊的氛围有关，孩子唱着“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长大，青年读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干活，人们都崇拜着保尔柯察金的勇敢，而乌克兰，就是保尔柯察金的家。保尔柯察金的经历大多来自作者奥古特洛夫斯基，作者是乌克兰人，书中许多情节的发生的就在乌克兰。奥古特洛夫斯基塑造的保尔柯察金是一代人的偶像，多少人对书中的独白倒背如流。许多接待南仁东的苏联专家都提起南仁东多次聊到保尔柯察金，可见影响之深。
他来到乌克兰，也正是出于此。南仁东去到烈士公墓缅怀逝去的英烈时，他一定会想起保尔在战友墓前的独白：人最宝贵的就是生命。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首往事时，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他的一生，就是这么做的。南仁东不是党员，但他对真理的追求，对正义的坚持，已然是共产主义的体现。我们从不单纯信仰某个群体，我们只信仰对人类幸福的追求。这种热情驱使他来到保尔的家乡，来到黑海北岸的克里米亚，来到第聂伯河流域的乌克兰。
在后来的八年里，他又去了荷兰，去了日本，欧洲，美国，时间就这么过去了，他不断成长着。等到年，那个属于他命运归宿的事情来了。
国际无线电科学联盟第二十四届大会召开，多国提出，要抓紧建设新一代的大射电望远镜。该计划简称作SKA。什么是射电望远镜？为了文章能进行下去，我们借用一点篇幅介绍一下。望远镜发展的历史过程非常悠久，根据可见的不同电磁波波长分为不同种类，射电望远镜作为其中一种，最大的优势就是灵敏度与分辨率，它不受天气干扰，可以捕捉到许多肉眼不可见的光并且记录更远的距离，发现宇宙中的脉冲星靠的就是射电望远镜。为什么要抓紧建设？在人类发现并运用无线电技术之后，大量无线电信号发出的电波干扰了对太空信号的接受，长此以往，人类就会被自己发出的无线电波封锁在地球里。而射电望远镜刚好能解决这个问题。
大会召开时南仁东没有参加，但他在听说这个消息后立刻提议中国参与竞选。
这就是南仁东的勇气所在。那时候，世界上最大的射电望远镜是美国m口径的阿雷西博射电望远镜，年建成。中国的不过25m口径，年刚刚建成，落后的不是一丁半点。但仍然要争取，他开始写建议书，一写就是一晚，这是南仁东的英雄情结，保尔柯察金的精神永远感染着他，那个远去的时代召唤他，无数个深夜，都是这么过的。
下一步就是选址，最适宜的地形莫过于喀斯特地貌，多见于贵州地区。为了找到合适的地方，他走遍了贵州，每一个贵州的山窝他都去过，找了十三年，计划也从最初的m口径发展到m口径。很可笑不是吗？一个最大只有25m口径经验的国家，竟然一口气想建成m口径的射电望远镜。但就是要试试，不试试怎么知道。
实际上，最可怕的不是这些，最可怕的是项目无法落地。长达十三年的光阴里，南仁东的计划都处于预研究中，也就是检验该计划是否可行，如果到最后该计划被打回，那些跟着南仁东的学生，前辈，研究团队，就浪费了十三年光阴，人生能有几个十三年？可以说那时候的南仁东，每一天都生活在巨大的压力之中，无数人的未来就这么托付给了他，失败的后果是不可想象的。
在那段岁月里，无数中国天文学界的前辈纷纷出来站台，为南仁东的项目奔走。那批专家们大多经历过战火和贫困的洗礼，他们衷心的希望中国天文学能在国际上有一席之地。贵州地区贫困，但百姓们听说有队伍要来这里修大工程，不计回报的自发修路，将一个个隔绝世外的山窝修出了平坦大道，南仁东很愧疚，因为他只可能选择一个地方，哪怕他说明了这些，他每到一个地方，还是发现路修好了，人们告诉他，感谢他选择了贵州，愿意把工程留在这里。只要还有这样的人民存在，只要还有这样的心意留存，我就还愿意信仰，愿意义无反顾的投入共产主义的怀抱。
南仁东也是这么想的。这样一个项目，需要你投入巨大的精力，非凡的脑力，却没有任何回报，没有高尚的追求，根本不会去做。
项目立项是年。中国没有争取到SKA计划，南仁东决定自己做。太难了，真的太难了。没有经验没有外援没有技术，一切从头来，一切都是新的。南仁东说自己是悲观主义者，真的吗？我倒觉得他是最纯粹的理想主义者。
陪了南仁东十几年的张承民回忆，刚立项的时候，南仁东问他麦哲伦出发环游世界时是怎么说的。张承民恰好看过，随口背道：
“麦哲伦说，我们将开始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航行。我们中间有些人会葬身大海，不可能所有人都回来。但是，我们将会证明，地球是圆的。
”南仁东鼓掌，为张承载，为麦哲伦航队，为人类的勇气，为永恒的真理。
“我们FAST团队，正向宇宙的深度进军，这也是一次前所未有的远航。我们将去证明，人类的探索，可以到达一百多亿光年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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