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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说乡村自治与乡村建设，必不能绕过中国自古有之的“三堂教育”。自先秦至明清，古人的教育由三个向度支撑：一是学堂，以儒家经典和做人之道为起点，培养了两个重要阶层：一是士大夫，乃一国之“良知”；二是乡绅阶层，即实际意义的民间自治团体。这两者，事实上担负着整个国家的治理责任，是至关重要的社会管理阶层。那么，负责这些人基础教育的学堂先生，对中国传统社会的作用就显而易见。二是宗族祠堂。祠堂是传统中国最普及的教化和信仰场所，是宗族精神的象征。族中德高望重者立堂以居，供奉列祖列宗牌位。人们依四时祭祀，使“世继不迁”。传统中国人的一切人生礼仪，诸如冠礼（成年礼）、婚礼、丧礼、祭礼皆在此完成，所谓“萃于一堂，联于一心”。在这里，我们深切地知道祖先的存在，真实感受到祖上一脉相承的文化体统。宗族的归属感在祠堂里才具体而热切，就如同前文的《吕氏乡约》，如同《白鹿原》中叶落归根，成为朱先生关门弟子，真正做回鹿兆谦的黑娃。三是明堂。明堂是家里的正厅，也叫中堂，是家族议事、会客和祭祖最正最尊贵的位置。明堂的渊源或来自于“周公朝诸侯于明堂之位”，传达“训诰”之所。在严肃的影视作品中，还能看见一家之主端坐于太师椅上，向子孙们进行家风家训教育和严格的“天地国（君）亲师”的道德教化的场景。明堂正面通常供奉“天地君（国）亲师”牌位及祖训牌匾。逢年过节要从祠堂请来先祖牌位祭供，行烧香跪拜磕头礼仪——礼天、礼地、礼君（国）、礼师、礼敬祖宗和双亲。在这里，家中后辈从小熏沐礼乐文化，陶冶平和之气质、平和之心态、平和之精神境界。人有所敬畏，才不会陷入“小皇帝”“熊孩子”“公主病”的教养怪圈，自然谦卑不霸道，这才叫有“明堂”，才知道止于何处，才算得文明人，不会胡天胡地，虚张声势地活着。此外，还有民间道堂为辅，儒释道三教相关的民间信仰所寄之处，比如关帝庙、土地庙。对于大地上生息的人，道堂回答了“事死如事生”这一终极关怀之迷思。四者相辅相成，使乡村里繁衍生长的中国人，在祖先的慈悲注视里感念大德，视死如归，死得其所。大抵人生百年后必要有个去处，既能让家人安顿，又能劝善抑恶，使人心有所敬畏。乡村建设，在追求脱贫致富外，尚需发掘几千年来以“三堂”教育支撑的农耕文化与有公信力的精神皈依，不然，人就这么茫然地活着，前无视古人后不顾来者，不再仰望星空，也无内心值得敬畏的道德律，对死亡的恐惧化成及时行乐的贪念，人生成为没有航标的河流，这样的无明是最可怕的赤贫。传统学堂、祠堂和中堂各司职打底子的素质教育，支撑内心的宗族教育和信仰教育这三个不同的精神维度，以辅助体制教育之外的人伦教育。我们难得闲暇圆满的人生，无论如何总归是需要精神出口的。记得美国有《教养的迷思》等书，探讨“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多子家庭的差异，发现家庭完全不能帮助孩子完成“社会化”，这项工作必须靠学校来完成……这一方面是欧美社会的事实，一方面也反映出美国有今无古的事实，彼此所说的“传统社会”，其实内涵根本不是一回事。在中国，自古及今，家庭教育永远位列人生教育第一位，就像一颗种子播种在土地里，没有春天的生发，永远不会萌芽。最初的土壤，就是家庭、族群。我们是时候做回自己了。本文摘自《家训智慧》家，是每个中国人的精神港湾和灵魂归宿！
本书用家训智慧讲述中国精神，
揭秘中华圣贤的传家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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